辛向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机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理论创新的机制研究
辛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系列科学的创新机制。中央领导层建立学习制度，以制度化的学习为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基础深入推进理论创新；以全会《决定》和重要讲话为依托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利用各种重大纪念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以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为契机着力推进理论创新；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以及各种对外交流的平台积极推动理论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理论创新；机制
一、学习机制：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更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全党同志要加强理论和实践学习。每一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够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大发展。
通过整风运动或者教育实践活动的方式推动学习，深化理论创新。20世纪40年代，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学习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提升，全党上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2005年，我们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这次活动中，胡锦涛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从理想、信念、宗旨和作风等方面，对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作出了概括：“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3]3。2019年，中央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这次主题教育中，习近平提出了许多新论断。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公私、义利、是非、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通过建章立制，既坚持解决问题又坚持简便易行，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切中问题要害；既坚持目标导向又坚持立足实际，力求把落实党中央要求、满足实践需要、符合基层期盼统一起来。[2]9、12、19
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确立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平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44次，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33次集体学习。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3次集体学习。截至2021年2月26日，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28次集体学习。在历次学习中，习近平提出了很多新理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提出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10点要求。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家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2021年1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系统阐述了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涵义，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各个部门在工作中都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使之形成合力、协同发力，不能畸轻畸重、以偏概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要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收入、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
二、党代会机制：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这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上体现得十分清晰。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是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党代会的历史是党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就可以管窥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意味着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在不同的历史节点起着里程碑的作用。系统梳理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具体内容，可以总结提炼出党的代表大会在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不仅要总结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而且往往要回顾建党以来的峥嵘岁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回顾90多年的历史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5]9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不仅要部署未来5年的发展战略，而且往往要展望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部署了未来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图景，而且规划了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强调：“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二○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6]28“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6]28“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29可以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性质决定了其理论创新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重要理论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例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基本上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阐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7]82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项重大的理论突破。这一理论为改革开放后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8]345党的十三大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重大战略判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根据变化的实际阐明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历史性变化，通过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不断创新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内涵，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整体部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理论创新越来越活跃。以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为例，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与改革的基本纲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理论创新，为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对中国现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以及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注意预防的思想倾向等提供基本依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以及随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内容，为党中央正确提出和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和谋划发展提供了根本依据。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9]新发展阶段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而站上的一个新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积累了能够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四大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创新观点，如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0]17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1]4。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且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2]557。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13]805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9由此可见，党的代表大会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既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总结和提炼，又是对后一阶段工作的谋篇和布局。在继往开来中，不断在理论上实现新的突破，对于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党代会上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既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规律，也是实践创新的一条规律。
三、中央全会和重要会议机制：
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重要的理论创新载体。每年召开的中央全会除了一些程序性的或者人事安排之外，其他内容都是围绕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每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决定、方案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都是党在不同领域总结出来的重大理论成果。可以说，每一次中央全会作出的重大判断和决定都是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
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宏伟蓝图和大政方针。这次会议对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党中央还确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5]1438-1439时至今日，“两个务必”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4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小平认为这个《决定》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6]91这次全会之后，改革逐步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政治、经济到各项事业，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推动着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199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17]873；“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采、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17]873。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一决定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和原则，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部署，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说：“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5]498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理论，而且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强调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除了中央全会，党中央还会在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解决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阐发重大理论，中央领导在一些重要场合阐发重要理论论断。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从9个方面阐述了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他列举了关于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上的几种不同的提法，并指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8]2073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3]171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形成了一种制度，就是在每一次中央全会后都会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习近平都要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理论含义非常丰富。2016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结合历史和现实，围绕一些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宏观上深刻阐释了新发展理念。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新形势下，我们逐渐认识到协调发展的新特点和新内涵。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人类的一切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的话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对这个客观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我国同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到“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再到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20年前甚至15年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如今反而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我们逐渐认识到，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是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这是我们在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并提出这四个方面相互贯通，要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2021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阐明了“三新”思想，即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纪念活动机制：
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书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史诗。对历史上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纪念，不仅有助于缅怀先辈们为了实现伟大理想不懈奋斗的历史，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理论创新源泉。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下过很多纪念文章。1871年9月24日，马克思发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马克思说：“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19]100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为了纪念赫尔岑诞辰100周年，列宁在1912年4月发表《纪念赫尔岑》一文。在赫尔岑诞生100周年之际，资产阶级自由派、右派和民粹派慑于不断高涨的革命风暴，以纪念赫尔岑为名大肆制造反革命的舆论，妄图将俄国革命引向自由派改良主义道路，来维护沙皇的反动统治。在纪念赫尔岑的问题上，直接关系到俄国人民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要不要进行到底的问题。在如此尖锐严肃的阶级斗争形势之下，列宁发表了《纪念赫尔岑》这篇伟大著作。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对赫尔岑进行了客观评价，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实质。《纪念赫尔岑》这篇文章也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光辉文献。为了纪念鲍狄埃逝世25周年，1913年1月3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欧仁·鲍狄埃》一文。列宁称《国际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20]302，称它的作者为“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20]303列宁在该文中指出：“公社被镇压……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20]303
我们党很好地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各种重要纪念活动中推进理论创新。首先就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的过程中推进理论创新。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进行了深刻总结和评价，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13]1177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21]436胡锦涛在此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文化自信，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36在过去讲到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外进一步阐释了文化自信，丰富了“四个自信”的内涵。
纪念和庆祝改革开放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很多理论创新。1998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对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以下11个方面：必须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必须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必须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必须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改革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必须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2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阐明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即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必须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胡锦涛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22]1702018年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九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在纪念政治家、思想家的活动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一生为国家的统一和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历代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都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和卓越贡献。1956年11月，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写的文章中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23]1561996年，江泽民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24]5932004年8月，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13]1418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1418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阐述了许多重要观点，例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5]693这一观点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剑，是捍卫人民领袖的思想基石。
五、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需要迫切解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会促使人们去思考问题为何会发生、本质是什么、如何真正解决。历次重大突发事件的解决过程中都会产生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
1956年，国际国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闭幕前夕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同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首先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纽约时报》于当天转载了报告全文。引发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的争议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动摇。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波匈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导致的。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每日先驱报》认为，这篇讲话“可能是列宁在1924年逝世以来共产党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篇。”[25]
美国次贷危机是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2006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初步显现。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美国次贷危机触发了全球金融大海啸，亚太地区也深受影响，同样也波及到中国。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等多种场合谈道，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积极主动应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快速作出反应，立即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应对方案，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在解决重大危机的过程中，我们抵御了风险，经受了考验，快速地提升了危机应对能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加速了理论创新的步伐。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纪罕见的三重严重冲击：一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二是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三是一些国家遏制打压全面升级，外部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不仅如此，有的西方国家在疫情暴发初期，希望借此机会搞垮中国。但中国实现了“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使得这一希望破产。2020年，我们党提出了很多的理论创新。例如，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深化了在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26]。这五个认识是具有重要理论创新的认识，是我们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
六、对外交流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来都是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始终是在与世界格局发展变化互动中前进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世界划分为两极格局中进行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与各国人民的发展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世界性注定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应对各种国际环境下进行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世界殖民体系逐渐瓦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些新兴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客人时指出，亚非拉是第三世界，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27]441“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7]442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政府明确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加注重利用国际场合来阐述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其在同外国政要会见的时候多次向外界阐述中国政府的主张。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一次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思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7]99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回答了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提出的“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17]410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7]410
无论是面向新世纪还是站在新起点，江泽民和胡锦涛都高度重视利用国际政治舞台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国际战略。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访问瑞士期间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其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28]313；“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28]313这一新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对于推动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4月，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 “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9]851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和谐世界的理念，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共和平、共发展、共合作、共命运的世界观。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在很多国际舞台上阐发过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政治理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和人民的热烈支持。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习近平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它摒弃了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是完全适合21世纪人类发展要求的新思维，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1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阐明了中国的国际观：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追求的是发展，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有着很强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也有着完善的内在机制。学习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基础性机制，党代会机制、中央全会和重要会议机制是理论创新的主体性机制，纪念活动机制和对外交流机制是理论创新的载体性机制，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是理论创新的反应性机制。这些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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